权重题材携手发力，沪指低开高走涨超2%，北上资金恢复净买入

晚清以降，此等追问随着中华政治体的衰落和外部挑战的加剧变得越发频繁，思考的资源不再限于传统的天道，西方民主思想的引入，就使得皇帝统治的大清王朝政治颠覆之后，政治体立即取向人民统治的共和国。

其中，强调合法性矛盾之回避者，例如曾经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的顾昂然：最早在民法典中专门规定民事法律行为的是德国，但是德国民法典没有区分民事行为和民事法律行为，这就出现一个问题，既然叫民事法律行为，就应当有法律约束力，法律就要予以保护，但又有人说有些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这就矛盾了。（二）法域区分问题 1．绪说 除解决了合法性矛盾之外，《民法通则》创造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另外一项贡献被归结为，民事二字明确把民法领域的法律行为从其他法域中区分出来。

寇志新：《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184。既称新概念，民事法律行为必定在某些方面改变了既有概念（法律行为）的含义，而学者对于新概念的态度，亦必定取决于他对含义改变的认可与否。[14]与之相应，契约理论亦被法学家置于债法领域，因为在一般性的法律行为概念出现之前，尽管物权契约（dinglicherVertrag）概念如动产交付（Tradition）与不动产转让合意（Auflassung）亦有其意义，但契约之作债权契约（obligatorischer Vertrag）理解具有无可置疑的优越地位。[201]引人注目者如，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10]循此理路，本文对于法律行为概念的疏证，并不强调静态的语义分析，而致力于凸显其语用逻辑，以期在关注语言使用的语言游戏中实现概念的理解。

若其用法仅限于此，那么，Rechtsgeschaft概念之创造似乎并无太多可称道之处，指望它来撑起德国法学之世界性声誉，更是难免痴人说梦。[178]不仅如此，该书还特别强调：法律行为指的只是合法行为。[42]转引自David A．Garvin，Making The Case，Professional education for the world 0f practice．Harvard Mag-azine，September 29，2003．p．58。

[24]拉伦茨，见前注[14]，页124。在立法准备工作上，拉伦茨认为规范法学有三方面的任务：第一，将待决之务当作法律问题清楚地显现出来，并指出因此将产生的牵连情事。从注释法学的早期就出现了借助于苏格拉底的方法论，这是一种经院哲学的方法论。这种方法不仅对罗马法，而且扩大到其他法源，如寺院法、部族习惯法及封建法书。

[9] 尽管存在着三个向度，但是三个向度、三种方法、三个基点、三个对象并不是无主次之分的。只是我们不知道是职业背景造就了法学的性格，还是法学的保守造就了职业共同体的保守性。

哈佛大学兰代尔院长倡导案例教学法之前的美国法律教育，是把法律教育看作是学科教育的。柯克所谓自然理性与技术理性之区别，显然道出了基于普遍的道德观念而形成的大众逻辑与根据专门的专业思维而构筑的职业逻辑的区别。但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法学是人文科学。我们知道萨维尼的理论并不属于规范法学的向度，但是他却特别重视对实在法的规范分析方法，在他的《法律方法论讲义》中表现出明显的法律实证主义倾向。

我们所谓的法的形而下就是指实证法本身和社会中的法律现实问题，对于法律教育而言，其中更为重要的是针对实证法本身的注释式的教学。……这种技术的第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简单明确的法律知识。这个特点取决于法律的三个特点，即国家性、社会性与意志性。[30]拉伦茨，见前注[14]，页80。

当然现在有人认为他混淆了作为经验的科学和作为理性活动的科学，但至少兰代尔当时始终坚持对这两点不动摇，从而引导了美国法律教育的理念。法学所关注的是世俗世界的事务，小到诸如蝇头小利之纠纷，大到大义春秋之国事，法学不负责超凡的精神世界的事务。

我国九十年代法学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应当说是法学基本范畴理论，[18]依我看这首先是一个分析法学的基本问题（尽管其中也无意识地混杂着一些价值范畴）。[37]人们不能指望法官成为革命家，或激进的改革者。

我们基层的一些担任领导干部的人，根本不把法学当作专业知识，不认可法律工作的专门化，不认可法律人思维的特有规律，进而不认可法律职业的自治性，因而也就不认可司法的独立性……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连环套式地相关联的。这也是符合我们的政府与社会呼吁多年的能力教育或素质教育之精神的。[4]注释法学还为了保持法学体系的完整性，重视依罗马法大全的编纂体系构建了五个部分，[5]更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个做法是，欧洲中世纪的大学法律课程的构成就是以此为基准的。我们只有改革目前的法科教育状况，引导它向职业型的方向发展，才能使法科教育、司法考试、法律职业三者的关系统一起来、协调起来。它研究的基点主要是应然的法，它从应然的哲理出发以探求法和法律的基本的、普遍的价值规律，其目的是探求人类的法律价值观，并对实在法上的权利义务进行批判性的研究。[22]英国法学家梅因曾著文评价奥斯汀的规范法学，他虽然以批评为主，但也看到规范法学的优点：第一，对于语言分析的贡献，梅因说，赋予法学理论严格而一贯的术语。

比如苏力的研究中有时会以本土问题的解决为目标导向，而并不在乎甚至轻视了法治的一些基本原则和立场。相对于人文学科而言，法学是功利的学科，其应用性之强，是可想而知的，法律人追求实效的务实特点也在此找到了根源。

第四个条件是了解前两个条件的社会学方面和经济学方面。[8]19世纪末期在德国出现一个以梅克尔（Adoff Josef Merkel 1836—1896）等人为代表的德国分析主义法学派别，它强调对于现行法律进行逻辑操作的法律实证主义，强调法官忠诚于法律，强调合法性而不讲合理性（正当性）问题。

规范法学为法学研究提供了基础性工作，这表现为，对法律概念的归纳形成法学范畴。我没有发现在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中也存在这样的三重对象。

一个没有任何社会直接知识与间接知识的少年，高中毕业后立即进入大学法学院学习法律，他会难以把握法律的真谛。我们所担心的是不称职的法律教师，而不应该担心法律教育本身。注释法学派借苏格拉底的经院哲学的法学方法，其注释成就对疏证法学派以及后世法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受过注释的罗马法在实务上得以继续发展，而没有受注释的罗马法就没有受后世的实务的继受。没有疏证法学在实务上的法鉴定，则罗马法无法在欧洲大陆得以复兴并成为欧陆各国尤其是德国法实务继受的对象。

法学的这种保守性格与法律职业共同体一脉相承。紧接着注释法学派，在十三世纪出现的疏证法学派，不再对罗马法大全作总体解释，而是对个别法律问题深入研讨，尤其解决社会实际面临的个案为主。

在外行看热闹的情况之下批评了中国法学，认为这是法学幼稚的最集中体现。[11]尽管规范法学根据法条判例严格地作演绎功夫、内容范围狭窄、[12]忽略法律的社会源泉，但是它有两个方面是它合理性的基础，应当予以肯定：一是它的研究基点。

分为任何情形均适用的一般论证与特殊情况方能适用的特别论证。（美）爱德华·s·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强世功译，三联书店1996年版，页33。

更为重要的是，让法科教育在加强素质训练方面有更大的空间，包括博雅的人文精神的熏陶。法学不能脱离各种社会科学而把自己孤立起来，它需要了解、认识社会的现实。他们二位形成了对中国法治发展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学说，朱苏力是强调社会进化的（最初的作品为《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季卫东则是强调理性建构的（最初代表作为《法治秩序的建构》）。可是，他们疏忽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人才成长的过程和规律——第一，踏实掌握职业技能是走向职业之路的开端，不踏踏实实地掌握职业技能怎么可能成长为这个职业的佼佼者？第二，杰出的人才通常都有一技之长，不管是不是工匠，他最初的成功都或多或少是通过这个谋生的基本功。

[3]公元1121年间撰写《是与否》探讨神父在宗教重要问题上的见解疏证法学与注释法学共同构成中世纪意大利法律学方法的原型。

行外人士并不知道法学应当怎样，但他们知道法学不应当是这样的。[24]拉伦茨，见前注[14]，页124。

[40]我们倡导返回法的形而下，旨在把它作为浙江大学法学研究的一种特色和方向。[27]福蒂斯丘在其《英国法礼赞》中借虚拟的大法官之口劝告国王不要充当职业法官，不要取代法官和律师的专业化工作，他说因为我很清楚，您的理解力飞快如电，您的才华超群绝伦，但是，要在法律方面成为专家，一个法官需要花二十年的时光来研究，才能勉强胜任。